《三字经》大约在元末明初开始流行，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启蒙教材。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是《三字经》的前两句话。人们耳熟能详，并成为国人对人性的普遍认知。认为人本来是善良本朴的，恶习坏品性都是后天形成的，所谓“跟好人学好人，跟端公学扛神”。通过读圣贤书，通过教育教养，觉悟都提高了，社会文明也就达到了。

基督教认为：上帝造亚当夏娃后，安置在伊甸园里，有吃有喝很幸福无恶念，但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。是夏娃听了蛇的蛊惑，让自己和亚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才有了善念和恶意，还有了享乐和坠落，于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园。给人类带来了苦果，品尝至今，还看不到尽头。这给我们中国的认识相近，我们认为是受到了坏人的蛊惑，而基督教认为受到了蛇的蛊惑而已。

西方的人性论中，西方哲学家大多认为人性本恶。人来到世上，是带着原罪的，人性并不向善，人性也是靠不住的，今天向善，明天也会作恶。必须警惕人性的恶加以抑制，不让其泛滥，要用制度性约束达到社会文明的目的。

而我认为人的行为只是受到了利益的驱使，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，不是善恶。只是人们对利益多少，利益长短，少数人获利还是多数人获利的不同选择，加上避免伤害的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形成纷繁复杂而又千奇百怪的世界。现实中的人都会尽力从社会中获取生活资料，让自已的生活更加美好。获取手段的不同，就有了有利社会和有害社会的区别。

我有个朋友老Ｈ，七十多岁了，是个劳动好手，常以各种农活都难不倒他为傲，常年辛劳不已。做事有原则，讲分寸，特爱劳动，还爱琢磨事理，种的庄稼比周边都好得多。按他的说法是事情做到位了。近年来不种粮食了，田地全种成树木，因为种粮不划算，只在未成林的田地里种点农副作物。今年发生的三件事，让老Ｈ对种地完全没有了信心，表示再不种了。

一、笋子：老Ｈ五年前在一路边坡地引种了雷竹。雷竹是原产江西的竹子，其笋子味鲜美，香脆口感好，主要用途是采笋食用。往年还在发展期，竹笋不多，自己采得多，他人偶尔帮采几根，也就算了。今年进入了丰产期，产量大了。加上雷竹笋比本地笋要早一点，发现地里的竹笋还过两天采最合适，两天去采时发现没有了，有人顺手牵羊摘几根，老黄是不计较的，。但是再过两天去又没有了。老黄生气的是，你这狗日的，你来了就一齐采完，不留点竹笋让它长大，最后竹林就败了。老黄气毛了，你龟儿子吃，不如我吃。败就败了，于是大大小小一齐采了。要去守护竹笋呢又不现实，他买户口成了城镇人口，住在城里。距乡下的地有六七公里地，不方便不说，你一守护他龟儿子又不来了。报案呢又够不上立案标准，先采光是最好选择，竹林败了就算球。

二、黄瓜：老Ｈ今年在林地里趁林地还没成林，种了些土黄瓜。每每采收回来，不是一头大一头小就是弯腰驼背的，总之没有卖像不好看，我说可能种子出了问题，买到歪种子了。他也认可这种说法。前几天老黄突然给我说，有两根长的好看，有点长，要把它用来留种。可几天以后去看，不见了。原来不是种子的问题，是好黄瓜让人分享了。明年也不想再种了。

三、黄豆：老Ｈ今年在另一块林地里又种了黄豆，现在还没有成熟，不会有人帮收获。比较放心，可人算不如天算。突然一天发现黄豆只剩下了桩头。细心观察是羊群光顾过了。损毁面积约可收获40斤黄豆，时价3元一斤的黄豆，值120元，钱虽然不多，对种地的人来说，可就是心痛。于是一查，原来是外地来村里办养羊场的老板的羊吃的，羊圈里根本无人看管，羊子处于自养状态，日出而出，日落而归。

于是打电话找到老板，老板很不以为然说：“我人在外面打工，人又不在，吵什么嘛，我又管不住它的嘴，我回来再说”。第二天，羊老板的姐姐找到老Ｈ，一见面就说：“我们是老孰人了，我爸与你儿子有多年交情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吃了豆子，实在对不起。羊子也不是我弟买的，他在外面打工去了。是我看到他可怜，亏了哪么多钱，买了10多头羊子来送给他，想让羊子自己上山吃东西，长大了多点收入，也好应付上边的检查，谁知吃了你家的豆子”。一边说一边骂这个弟弟，说出养羊场的原委来。原来他并不是办养羊场的，而是来承包原来的养羊场老板基建工程的，垫资建完后，原老板没有钱支付，说“现在没钱，要么等有钱了给你，要么把养羊场抵给你”。权衡之下只好抵了养羊场，但没资金没技术，怎么能办好养羊场呢？只好外出打工了，其实也是受害者。就是不提赔偿的事，听了这些，老Ｈ只好认栽了，要求保证不再出现此类情况，否则对不起，事情就此了结。

从前两个事例来看，小偷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农村间的小偷小摸，偷别人的东西是最有利的事，代价低风险小，不易被主人发现。就算发现了，一般私了，赔款了事。最多到找村上调解处理，够不上刑事案件，公安不会立案。选择偷成本低，收益高，是一种“聪明”的方法。而老Ｈ呢，老实种植呢，要被偷。选择守护要付出代价，增加了劳动成本。当守护代价过大时，就只能选择不再种植。而没有了劳动，哪来的产品？。这种事例一多，就会让社会生产物品的成本增加，我们的交易成本，社会成本于是就会上升。这就是我们容忍了小偷的代价。

小偷的近期目标是达到了，不劳而获，还有精神上的窃喜，为下一次偷盗提供了精神食粮。可长期来看，一旦偷盗现象增多，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在小偷身上，二来偷盗必竟是社会不齿行为，会遭到大家的鄙视，增大自身社会生活的难度，盗窃行为严重了，达到立案标准，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并不划算。所以有的小时候有小偷行为的，长大认识到了，有改邪归正的。

第三个例子呢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找到事主了，却以各种方式推委，就是不谈赔偿。好似老Ｈ非要赔偿就是落井下石，最后也只好让步了事。唉，好人让步就是让坏人得逞。虽然老板的姐算不上坏人，只是不愿承担过失的后果，想通过讲人情，达到逃避赔偿的目的。传统社会的也是有社会契约的，公认的社会契约是“杀人偿命，借债还钱，损害赔偿”。羊子老板及老板姐的做法是违背社会契约精神的，同样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。

试想，若老Ｈ的笋子和黄瓜没有人偷，吃不完，送也没送完，当然会拿去市场销售，或出售给贩运者，收获劳动成果和喜悦，断不会选择不种了。豆子若获得了应有的赔偿，以老Ｈ肯让人三分的肚量，是否会对土地加倍的热爱，对人生的看法更加积极。社会交易成本的下降，对整个社会成员都是有利的，社会和谐目标更易实现。

我们从小到大只看到过“卫兵神圣，不可侵犯”的标语。没见过“产权神圣，不可侵犯”的标语。我们没有建立起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概念。神圣不可侵犯，意味着一旦侵犯，后果十分严重，得不偿失，立案判刑是必须的。田间的小偷小摸本质与入室盗窃是同性质的案件，甚到更严重，它会导致对生产积极性的破坏，直接增大社会交易成本。建立严格的产权保护条例是必要的。

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不现实，不可能建那么多法庭来管这么多锁碎事，这么做要更多法官，法官一多，社会成本不也上去了吗？错了，这是没有看到判例的社会警示和教育效应，我们现在每个县都有多个法庭，基本达到一镇一个的水平，每镇一年一个类似判例并不会加大社会成本，却足以达到法律的威慑效果。正如当下的昆山杀人案，对正当防为的认定，获得全社会的一致支持一样，对施暴者就是一个震慑，一个案例让全国的正气得到弘扬，这不好吗，非但没有增大社会成本，而是减小了社会成本。

我认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环境构架下，人们为争取过上好日子而努力着，选择着自己的行为。只是小偷的选择有害于社会，社会必须有效遏制；老Ｈ的种植行为有利于社会，社会必须有效张扬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生产队年代，田间地角到处是看护窝棚的，说明当时的社会交易成本并不低。后来产权变更了一点，生产就发展了，看护窝棚逐渐减少，现在只有贵重经济作物有看护的价值了。社会必定会一步步走向产权明晰，私有产权得到严格保护，社会生活契约化法制化的轨道。因为这样劳动创造财富的的积极性才会得到极大的提高，社会交易成本会更低，人民会更富有，国家会更强大,伟大的中国之梦就会早一点实现。

注：该养羊场是拿了政府的扶持资金的，每年有检查。以前平时基本无羊，检查时借羊达标。